海运网

忆陆谷孙“即使你在坟墓里,你的生命力还在爆发”

澎湃新闻2021-09-02 11:47:51

7月28日下午1时39分,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陆谷孙一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专于英汉词典编撰和莎士比亚研究。

由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是我国独立研编的最大的一种英汉词典,这部词典跳出了多年来双语词典编纂以外国某一部词典为蓝本的编译套路。

1991年两卷出齐后,词典规模达词条20万,共5000页,近2000万字,畅销数十万套。


2014年前后,澎湃新闻记者曾对他进行过一次专访。(下文)


陆谷孙先生曾说,他觉得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对于这一被英语词典鼻祖约翰逊称为“无偿劳作,虽成无荣”的工作,陆谷孙一做就是30年。


他几乎大半生岁月,与字典难舍难分,而他目之所及,一步步看着它不再挥舞政治的大旗,乃至挣脱原有的物理属性。


对于死亡,陆先生曾引用过法语文学翻译家徐和瑾翻译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即使你在坟墓里面,你的生命力还在爆发。”同时,陆谷孙希望:“最好是人在坟墓里面,还有一点生命的冲动。”(在2015年的上海书展上,陆谷孙曾追忆自己“文革”中和老同事徐和瑾、吴延迪一起在农村挑大粪的往事,“现在两人都先我而去。蛮悲伤的。”)


澎湃新闻记者 彭玮


陆谷孙几乎大半辈子与字典难舍难分。澎湃新闻 资料


瓢泼大雨天,跟陆谷孙先生约了上门采访。他住处的过道里,一位老爷爷给还在婴儿车上的孩子念格林童话,起初安静的孩子突然被逗乐,咯咯直笑。


之前澎湃新闻记者告知他获得两年一度的上海学术贡献奖时,陆谷孙也是在电话那头咯咯笑。他再三推辞采访,说最近一直吊水,身体欠佳,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并不想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也不愿再玩老先生们轮流互评得奖的游戏。


这位陆谷孙,人称“陆老神仙”,是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编写过文革时期的《新英汉辞典》以及后来的《英汉大词典》,同时也长于莎士比亚文学。


陆谷孙最后还是接受了采访,但他也再三强调,编字典的影响并没那么大,而且也是集体的功劳所致。他坚持在《英汉大词典》再版时附上第一版编写组的名单,其中有些人已相继过世,他则关照出版社也不要给他们的名字打黑框。


眼下,他在编撰《中华汉英大字典》,他摩挲着校译的一卷纸,在纸上添删勾划,兴之所至还会增加一句戏谑放在勾画的气泡里,“Don’t take all your readers to be bloody fools!”(别把你的读者都当成大傻瓜!)。


他像孩子有了惊奇发现一般,指着纸上的“轰趴”(在家开派对,Home Party的台湾说法)二字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之前不知道呢。


一会儿陆谷孙又说,你看“满脸横肉”怎么翻译呢?我想到的译法似乎也很勉强。


 “敏而好学,赤子之心。”学生丁骏这样评价已逾古稀的他。


陆谷孙向澎湃新闻说出了自己的构想,以后的字典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使用者同时也应该是编写者,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


他说自己编字典是寻章摘句老雕虫,但时下也需要更多精通科技的数字化人才。


他几乎大半生岁月,与字典难舍难分,而他目之所及,一步步看着它不再挥舞政治的大旗,乃至挣脱原有的物理属性。


 “以学为先”的家风


1940年,陆谷孙生于上海,因母亲早逝,后来父亲陆达成去远方工作,陆谷孙便被送回家乡余姚,由祖母一手抚养,但学业进退仍由父亲每周至少一信“遥控”监督,陆谷孙称之为“龙文鞭影”和“长辔远御”。


陆谷孙说父亲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但却一贯秉持“以学为先”。


“1949年,上海解放,别人都从上海逃亡香港,父亲则从香港返回上海。父亲那时的老板是后来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父亲无法忍受身边的人们在麻将桌上聊度余生,于是向老板提出辞职。董浩云当时还特地从公司总部东京赶到香港挽留他。这算是很大情面了,还是没留住。回上海不久,父亲又去了北京的中科院工作。”陆谷孙娓娓道来。


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小富即可,大富则不敢。” 这点对陆谷孙影响很大。


 “1980年我到美国,碰到了董浩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小陆先生我想送你一样东西,你就拿你爸的中国航运书留我做纪念。我当即说不要。事后他写信给我父亲说,达成先生,家风不灭。”


“还记得有一年开始购房热,我宿舍里面就有个朋友拼命想办法钻研要买几套房子,我当时还笑他,你买那么多房,12点睡一套,13点睡另一套,14点再换一套,睡得过来伐?”


学生张楠说起陆谷孙,认为他拥有学界“难得的沉静”,“陆先生是不喜欢到处出差做学术交流,确切地说,不喜欢打着交流的幌子四处玩乐。”


他在采访中说,父亲当年学法语、做翻译,对他之后的语言学习也不无影响,“每个人的化学成分不同,可能我语言方面的化学成分多些。”


陆谷孙在1949年返沪,当时国内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因之他中学阶段学了六年俄语,俄语就此在他生命中留下潜移默化的烙印。“这次住院,有学生给我拿了点音乐过来,发现喜欢的都是苏俄当年的曲子。柴可夫斯基、格林卡、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苏联倒是没把沙俄的文化消灭得干干净净,没有出现‘破四旧’。”即便如今身体抱恙,他还是没有放下对文化的反思。


陆谷孙以俄语作为外语考大学时,全国只有八个院校有英语系,他后来顺利进入了复旦大学的英语系,因为完全没有英语基础,他去了慢班学习。


兴趣与禀赋的统一让他在“慢班”学生中得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陆谷孙在大四时遇到了林同济,他是陆谷孙的莎士比亚启蒙老师。当时林同济“右派”的帽子刚刚摘掉,由于他的讲课风格和讲究的英文表达,三个班60多个学生吵着都让他教。林同济除了讲莎士比亚,还会自己翻译毛泽东的诗歌,跟官方版本做对比。“官方翻译的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但我们都觉得他翻译得比官方好。”陆谷孙记忆犹新。


 “加加加,你们就知道加!”


陆谷孙说起最早开始编字典,实属无奈。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当家,军宣队、工宣队被派驻学校。恰逢陆谷孙女儿满月当天,他在家里支起了圆台面请客吃饭,突然来了两个红卫兵,让他卷铺盖,带粮票,押他至学校。


“他们觉得我这种人不能教书,上台就是放毒,于是发配我去编字典。”陆谷孙说。


除了编字典,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拉练(编注:文革时期以“练出铁脚板”为名,日行数十公里)。每年开学他还会被领到学生面前,让学生知道这是个“有问题”的人。


陆谷孙回忆起编字典的伊始,“要遵循几点,比如赤脚医生好,‘五七’干校好。

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苏联的修正主义一定要批判。领导会拿着个小本到编写组问,你们看,批判到百分之几啦?美帝苏修的批判句子比例要大致持平”,“后来排字已经排成样子了,我们看这个字典实在没用,于是决定偷偷地‘救’这本书。”


彼时,陆谷孙在为四人帮写作小组翻译外报外刊,偷偷收集了很多东西,随后悄悄放入《新英汉辞典》。


“有人监督,但他看不懂我们在干嘛。”监督的人看到陆谷孙在内的一群编写人员执行速度放慢,又“打翻了墨水瓶”——在校样时把红笔、蓝笔、黑笔交叉地画在小样上。


于是工宣队的干部急了,“加加加,你们就知道加,加什么死人骨头?”


1975年,这本《新英汉辞典》终于付梓,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和陈原突然给陆先生发来外报外刊的评论,其中包括《南华早报》、《远东经济评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报道中称,虽然中共出的字典是一份政策声明,但不能否认它有许多新的东西。


让陆谷孙欣慰的是这本字典最后销售了一千万册,“幸好加了这些内容,这本字典在文革后也没有马上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到了《英汉大词典》的时代,陆谷孙还没电脑,只有打字机。他收集着各种各样的句子,将四张纸加三张蓝印纸卷入滚筒打出四份,陆先生说,那么多纸,当时打字机的滚筒都滚不起来。“我编了这样48页的材料,葛传槼先生讥讽我说那些句子是孤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那时有流行说Solitary swallow doesn’t make summer.(孤燕不成春),于是后来我就把这48页的材料称为“孤燕”(solitary swallow),还特地给了葛先生一份。”


陆谷孙在采访中多次强调,一本字典没那么重要。话虽如此,“这本字典现在看来也是‘神’一样的存在,这跟他的双语造诣和人格魅力分不开。”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说,她母亲也恰好是陆谷孙的学生,所以她常常在公开场合叫他一声“祖师爷”。


孤傲的“愤”老


学生张楠也向澎湃新闻记者谈到,陆先生具有真性情的幽默,而同时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他原来仿效为艺术而艺术提出过“为英语而英语”(English for English’s sake),他更多追求的是智性愉悦(intellectual delights)。


黄昱宁说,后来出版社成功“忽悠”他翻译了格林的自传《生活曾经这样》,他倒也不计报酬,只在乎内容上是否对他有触动。


陆谷孙之前独居于复旦大学老宿舍楼的底层,因采光欠佳,他乐呵呵名之“洞府”。最近“洞府”装修,他暂住别处。夫人和女儿早年就定居美国,他常年由一位胖阿姨照顾其饮食起居。


他习惯饭后问胖阿姨,“把热毛巾给我,今天是‘地主’还是‘贫农’啊?”


所谓“地主”和“贫农”即热水毛巾和温水毛巾。


胖阿姨也只能摇摇头同不解的来客说,什么思想觉悟啊,“三反五反”都那么多年了。


当被澎湃新闻问及,独居陋室会否觉得孤单,他笑笑说,还好,已经习惯了。


陆谷孙的夫人是他当年的学生,比他小6岁,当时只能秘密来往。他在2006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那个班就写我的大字报,我妻子是惟一一个不签名的。这个事情让我还觉得……不错。”


他现在同澎湃新闻记者说起此事,仍然感动于夫人的勇气,“要知道1966年,院系所有老师和同学都知道大字报上独缺她的名字”。


如今,女儿已是职业律师,而夫人业已是一家医药公司的管理层,她俩已逐渐适应了美国的主流文化生活。陆谷孙去美国、英国多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虫叫起来了,就想到小时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个人生活着,但也自得其乐。


据他的学生们介绍,陆先生腿脚尚健时,有着固定的散步路线:过邯郸路,从正对国顺路的2号校门进入本部,经光华楼西侧,上“本北高速”,绕相辉堂草坪,至燕园,自正对国权路的校门而出一程下来,耗时约40分钟。因此复旦大学“日月光华”BBS偶尔会有“傍晚看到陆爷爷了”的帖子。


陆谷孙自开博客之后,每周一两篇更新,很是勤快,看新闻时,路见不平,挥笔相助,会抨击城市的“嘉年华综合症”,也会对央媒的报道立场嗤之以鼻。“写个一两千字,也挺痛快的。”陆谷孙说。


对话陆谷孙:


澎湃新闻:文革时期编字典时,势必会经历一种矛盾,边要批判美帝苏修,还边要学习汲取外语的菁华。


陆谷孙:就是矛盾。而且根本不谈汲取文化上好的东西。开始我们出去征求意见,那些工农兵读者的建议很奇怪,比如他们提出字典可以编作两部分,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革命是积极词汇,资产阶级是消极词汇,那吃喝拉撒睡算什么类型的词汇?不过最后幸好没采纳这一建议。我记得最初编的字典相当革命,像例句里会有“喜儿打了地主一下耳光”。


澎湃新闻:最早读的莎士比亚作品是哪部?


陆谷孙:就是最流行的《哈姆雷特》,顺着读完了四大悲剧中剩下的三部。我教书后精讲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喜剧《第十二夜》、《暴风雨》;历史剧《亨利五世》。


澎湃新闻:自己有偏爱吗?


陆谷孙:当然有,早期我爱读《哈姆雷特》,从外形、品相、气质都很喜欢,但要把它读懂,才有味道。像哈姆雷特讲的这句话,“你怎么还是那么不开心,脸上还是郁郁寡欢,接着一句是“I’m too much in the sun.”,光这句话就有40多种解释,很有嚼头。


1962年我大学毕业,我们这届毕业生参与的英语版《雷雨》成功演出,大家预备排演大戏《哈姆雷特》,可是1964年“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一来,大戏就此搁置。


到了老年以后,我更多会念《李尔王》,不太念《麦克白》这种关于篡位或者政治斗争的书。莎士比亚的魅力在于,38个剧画面好看、人物丰富,高贵的、低贱的、幽默的、哲理的、文的、武的……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国外同样编字典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陆谷孙:约翰逊本人是个自大狂,博览群书、富有学识但又喜欢卖弄。但跟他倒有共通之处,比如骨气和蒙羞的苦楚(Bitterness of being insulted)。他编了字典后给罗斯特菲尔德爵爷大人写信揶揄,我当时是个微贱的人,在你的门房里待了多久你也不理我,现在字典编成了你倒是要做保护人了。我在《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作序时,我也有些跟约翰逊一样的傲气,也试图步他的后尘,可惜没做到。


澎湃新闻:怎么会没做到?


陆谷孙:毕竟时代不一样,那是一个出伟人的时代。我们现在是“群众运动”的年代。而且《英汉大词典》也就是收词多一点,有什么大不了呢?字典里有些词条可能是无数人查阅的,而有些词则几乎零人次查阅,约翰逊在这方面却还是很下功夫。人说,靠字典学好外语,但是我认为单凭词典你学不好外语。


澎湃新闻:听说原来钱钟书给你写信说,希望你女儿能像字典编撰者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ey)的小孙女一样给你著书立传。


陆谷孙:钱钟书写信的时候客气得不得了,不能当真的,哈哈。我的老师徐燕谋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的得意门生。当时我做了两三个月徐老师的研究生,他看了我写的文章后说,你可以试试看,让钱钟书来指导你。我当然很开心啦。之后钱钟书来信自谦说自己不够资格指导陆谷孙。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他说不够资格是什么心理?


陆谷孙:是不够资格,哈。所以我也有点约翰逊的傲气,既然你不收我,我也不来讨饶。后来英汉大词典要题书名了,本来也不是让钱钟书写的,是让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教授题,他书法好,又是英国留学生,还是我宿舍邻居,我们一老一小常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但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写字手抖,还是让钱钟书写吧。



(本文发于2014年9月24日,原标题为:“陆谷孙:以后的字典应该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


Copyright © 海运网@2017